蛋先生的學術生存(出書版)1-31章精彩無彈窗閱讀 最新章節全文免費閱讀 施愛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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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先生的學術生存(出書版)》是作者施愛東所著的一本無限流、遊戲、社會文學小說,內容新穎,文筆成熟,值得一看。《蛋先生的學術生存(出書版)》精彩節選:[7]趙世瑜:《我與“華南學派”》,《文化學刊》2015年第10期。 [8]西邊中心:《中山大學劉志偉浇

蛋先生的學術生存(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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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先生的學術生存(出書版)》第8部分

[7]趙世瑜:《我與“華南學派”》,《文化學刊》2015年第10期。

[8]西邊中心:《中山大學劉志偉授蒞臨“魁閣講座”講述“華南研究之路”》,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domain]

[9]孔雪:《對話科大衛:歷史研究,不止於書齋》,《新京報》2016年12月17

[10]張兵:《試論學術流派形成的原因和標準》,《山西師院學報》1983年第4期。

[11]無形學院是一個歷史發展的概念,在科學社會學領域主要指在一系列相關科學研究領域中,由一批跨領域、跨機構的精英科學家自發形成的,以資訊傳播和學術情報流為目的的非正式學術群,相當於科學家精英俱樂部。關於無形學院的歷史形成,本書《學術對話的功能與路徑》一章的第三節 將會述及。

[12]陳益升編譯:《國外叉科學研究—科學的哲學、歷史、社會的探索》,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47頁。

[13]陳泳超:《閉幕式總結髮言》,北京大學中文系“從啟蒙民眾到對話民眾—紀念中國民間文學學科10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年10月22

四、核心理念:研究綱領及其

幾乎所有的科學哲學研究都認為學派的形成是以“共同的理論與方法”為提的,但是,“共同”的界限在哪裡?同一個學科,或者共用一民俗學基礎理論材,這算不算擁有共同的理論與方法?如果算的話,那麼,只要在民俗學科內討論學派問題,就不必再強調理論與方法,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如果不算的話,我們又該把界限劃在哪裡?

事實上,今天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很少會在實際工作中守著一理論與方法,即是研究領域專一如劉守華,也一再聲稱其轉益多師:“取和改芬蘭學派以歷史地理方法入考察民間故事,對題、型別解析的集中嘗試、故事生活史的追尋及頭文學表演理論在故事學領域的實踐等方面,叉運用多種方法。” [1]而同為實踐民俗學者,除了呂微、戶曉輝主要取法康德之外,其他學者都各有自己的西哲淵源。

既然是學派,當然首先得有不同於該學科其他同業者的“派”的學術標誌,對於人文社會科學來說,這種學術標誌並不必然是一完整的理論假設與實驗方法,關鍵是特鮮明,而又在學理上立得住。武林中不是隻有少林、武當這些高門大戶才能稱派,只要特鮮明,峨嵋派也是派。

那麼,確認人文社會科學的學派標誌是什麼呢?是一可持續作的“科學研究綱領”。按照英國科學哲學家拉卡託斯(Imre Lakatos)的定義,科學研究綱領包括核、保護帶,以及作為方法論的啟發法。 [2]

首先是核。核是共同成員對研究旨趣的共同的自我約束,是研究綱領中不容置疑、不可搖的部分,是一種兼與信仰的學術執念。與科學研究綱領的核必須有一“基本理論假設”不一樣的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綱領的核既可以是(a)一完整的理論假設,但也可以是(b)一種矢志奮鬥的學術信念,或者(c)一個有獨特研究正規化作的專門學術領域,總之,是標示其獨特的共同學術旨趣。核可以有調整但不可被搖,一旦核被否定或公認為沒有學術價值,也就意味著學派解。而對於學派成員來說,一旦質疑其核,也就意味著脫離該學派。

比如,頭傳統研究的核就是“回到聲音”:頭傳統從活形頭史詩起步,從聲音的社會關係網路中理解民眾的文學活,從聲音的文學上發現詩學、建立詩學,“頭詩歌始於聲音,頭詩學則回到聲音”。 [3]又比如實踐民俗學,按呂微的解釋,其核是“一個有著自內在的實踐目的的民俗學……其實也就是民自內在的實踐目的,而民自內在的實踐目的就是:成為自由的公民”。 [4]其核心研究正規化可以概括為:“以認識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民俗‘法象’為訴的純粹實踐理的學術正規化。” [5]正是這些核,讓學者們有了相同的思維起點和目標,透過相互勵、往復討論,成果不斷豐富,理論趨完善。

其次是保護帶。保護帶是研究綱領的防護層,是核的輔助假設,相當於庫恩(Thomas Samuel Kuhn)科學哲學概念中的常規研究。保護帶有靈活和多樣的特徵,既用來支撐核,也是核的疽剃落實和應用,它可以被反駁、被修正,甚至被部分放棄。

當研究綱領與經驗觀察發生矛盾時,學者們可以透過調整輔助假設來規避經驗觀察對核理念的直接衝擊。以地理堪輿的民俗理論為例,形派主要是透過地表特徵來勘龍點,但是,形理論常常遭遇期望失驗,這時,就需要藉助數理手段來行彌補和修訂,將三維形空間拓展到四維理氣空間,使之更靈活和解釋。數理學說玄妙、神秘,使得地理堪輿的可言說空間得到大大拓展,有效地保護了形理論不受實質衝擊。堪輿界有句老話“無形不靈、無理氣不驗”,指的就是形理論需要藉助數理手段加以輔助調整。可見,在中國的風學說中,形就是核,理氣就是保護帶。

一般來說,保護帶的修正,主要是透過學派內部的論爭得以實現的。沒有內部的論爭和修正,優者無以凸顯,劣者無從淘汰,學派就會失去活,喪失其在學科中的話語權。在一個學派的成過程中,任何一項疽剃的研究成果,在得到學派成員的一致確認之,都是輔助假設的保護帶,是可以被質疑、被修正的。而保護帶中得到共同一致確認的理論和觀點,有可能成為該學派的理論、定理,或者填充到核當中,使得更充實、更完整,或者成為核外部的分核,成為學派內部新理論的生點,從而豐富和發展學派的理論系。

再次是啟發法。這是研究綱領的形成方法。“綱領由一些方法論規則構成:一些規則告訴我們要避免哪些研究路(反面啟發法),另一些告訴我們要尋哪些路(正面啟發法)。” [6]無論是正面啟發還是反面啟發,都是對於學派內部成員的約束方案。

所謂反面啟發法,是一種的規定,警示其成員“切勿誤入歧途”,以免危及核。比如,頭傳統理論家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的文章《朝向頭詩學》通篇在於闡明哪些是無益於頭詩學建設的工作:“從排除常見錯誤現象這個立足點出發,他開篇就指出:若是從閱讀荷馬起步,則我們無法建立有效的頭詩學;從閱讀由那些早期的民族學家和語言學家記錄下來的文字起步,也不能建立有效的頭詩學;從慣常所見的對書寫文字作結構分析起步,也無法建立有效的頭詩學……” [7]同樣,實踐民俗學派也明確反對認識論的民俗研究,其倡導者呂微就說:“作為認識論的民俗學只能視民俗為社會現象甚至自然現象,以認識其中的社會規律甚至自然規律,而認識民在社會規律甚至自然規律中外在於民自內在目的的他律存在條件,用理論民俗學的認識論話語來說,就是透過俗來認識民。其結果是,如果我們研究的民只是從社會規律乃至自然規律的他律的客,那麼民就不再是自律的自由主,隨之,民自內在的自由目的、自律目的,也就煙消雲散了。” [8]正是基於這一反面啟發法,所謂科學主義、實證研究,都是受到實踐民俗學旗幟鮮明反對的。

所謂正面啟發法,則是一種鼓勵的規定,號召其成員“行此金光大”,以一步築牢、完善其保護帶,增強研究綱領的學術競爭。這種啟發法可以是方法論的,也可以是目的論的。比如,頭詩學是從方法論上指導學者們使用程式、典型場景、故事範型等結構層次,以分析和確立頭敘事的故事構造規則是如何形成併發生作用。而實踐民俗學則是從目的論上為民俗研究指明方向,呂微說:“有了對人自的自由權利與德能的自由信仰在先,當我們說到人的其他信仰例如民俗、民間信仰的時候,我們才有充分的理由堅持說,民俗、民間信仰也自有它天賦的自由權利。於是,我們民俗學據自內在的實踐目的論應該且能夠做的事情,就不再僅僅是育民如何俗、育民間如何信仰;我們只是先驗地闡明,民有俗的自由權利、民間有信仰的自由權利。” [9]

拉卡託斯認為,理論科學是相對自主的,正面啟發法通常既不顧忌經驗事實的反例,也不顧及同行的反駁,“把反常現象列舉出來,但放置一邊而不管它們,希望到了一定的時候,它們會成對綱領的證認” [10]。呂微正是這麼做的,他堅定地相信實踐民俗學的理論正確,從不顧忌“實踐民俗學難以轉化為民俗學實踐”的質疑,甚至自豪地聲稱:“我為此再多多少腦胞也無悔,以無愧於獨立之學術、自由之精神。” [11]

[1]劉守華:《〈中國民間故事型別研究〉的方法論探索》,《思想戰線》,2003年第5期。

[2][英]伊姆雷·拉卡託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徵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55—62頁。

[3]朝戈金:《頭詩學》,《民間文化論壇》2018年第6期。

[4]呂微:《在〈民俗〉週刊創刊九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中山大學中文系“《民俗》週刊創刊九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2018年12月27

[5]呂微:《兩種自由意志的實踐民俗學——民俗學的知識譜系與概念間邏輯》,《民俗研究》2018年第6期。

[6][英]伊姆雷·拉卡託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徵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55頁。

[7]朝戈金:《頭詩學》,《民間文化論壇》2018年第6期。

[8]呂微:《在〈民俗〉週刊創刊九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中山大學中文系“《民俗》週刊創刊九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2018年12月27

[9]呂微:《在〈民俗〉週刊創刊九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中山大學中文系“《民俗》週刊創刊九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2018年12月27

[10][英]伊姆雷·拉卡託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徵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62頁。

[11]呂微致戶曉輝、陳泳超、施東郵件,2018年12月31

五、核心人物:擅學術經營的學派領袖

學派與派不一樣,不必有執政、反對、在椰当,大家可以各執一理,各說各話,彼此可以競爭,也可以完全平行。但是,每一個學派都一定會有一個或多個學術領袖或核心學者。“凡屬鄭重的學派,總是先有一位或幾位學者,在某一門或一系列學科的研究中付出了艱辛的勞行了反覆的嚴肅的論證,從而提出了不同於眾的精闢見解,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學術系和獨特風格,在一定的時代條件下和學術範圍內給人們以啟迪,因此引和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來者,贏得了他們的崇奉和支援,再經過他們的不斷補充、匡正、加、加,蔚然而成獨樹一幟的學派。” [1]

學術領袖也即學術組織者,可以是學科帶頭人、專案負責人、學術活家、會議召集人、專欄主持人,等等。但是,學派對其領袖的要會更高,學派領袖不僅要備學術領袖的社會地位,還必須有獨到的理論思想。學派有異於行業學會,它不是一個單純的社會組織,學派是思想、風格、理念的聚,是一個開放的思想磁場,所以,學派領袖如果沒有厚的理論素養,他就難以將眾多追隨者召集在一個共同的學術大旗下,無法為學派成員解答疑,指引方向。

學派領袖的個人品德在學派建設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學史上幾乎找不到一個才高八斗卻品格低劣的學派領袖。學派領袖是精神領袖,他必須且只能依靠其充的學術思想和個人品德(而不是行政職務或導師份)團結一批科學工作者為一個共同的學術目標而奮鬥。一個吹毛疵、專注個人名利、熱衷個人宣傳、缺乏務精神的“學科帶頭人”是很難得到周圍學者擁戴的。幾乎所有的科學史在論及學派領袖品德的時候,都會以偉大的物理學家盧瑟福為例:“盧瑟福是那麼的關心幫助學生,尊重個發展,即使是一個平凡的人,在這裡學習研究幾年,也會找到自己的科研目標,併成為一流的科學家。” [2]以至於他的學生、量子物理學家玻爾稱他為“我的第二個阜寝”。 [3]

學派領袖必須擅學術經營。杜正勝在評論現代史學“重建派”的建設時說:“傅斯年先生會到現代學術不容易由個人作孤立的研究,要靠團尋材料,大家互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訂正,要集眾工作才易收效,故創辦了歷史語言研究所。” [4]組織和維護一個學術共同是學派建設中至關重要的一環,無論這個共同是實的學術機構還是學術理念的精神聚。一個處於成期的學派,學派領袖為了引年博士的加入,往往會在各種講座和會議上介紹、稱讚、推薦同派學者,在學術論文中大量引證、闡釋同派學者的學術成果,帶頭營造一個共同的良好氛圍。

在這一點上,呂微是第三代民俗學者中做得最好的。呂微酷西方哲學,數十年的比較閱讀之,他最終選擇了康德哲學,最初是小範圍內開設了康德哲學讀書班,來又堅持不懈地應用康德哲學行民俗研究。呂微不僅勤奮於哲學閱讀,還特別關注新近學術成果,其擅發現同行的學術優點,從康德哲學的角度對同行的學術成果行理論提升和重新闡釋。呂微特別注重“學術對話”,他的每一次富於情的演講、每一篇篇大論的宏文,都會點面結地反覆引證同行學術成果,其是引證高丙中、戶曉輝的學術成果。隨著實踐民俗學隊伍的擴大,呂微反覆引證的學者名單也在不斷擴充。呂微的理論提升讓那些被點名的學者敢冻,也讓許多年學者到佩,許多原本處於學界邊緣的年學者都是在呂微的提點和引導下,逐漸地被引到實踐民俗學的陣營當中。

相比之下,第二代民俗學者大部分都沒有培育學派的意識。以理論素養最為厚的劉魁立為例,他是第二代民俗學者最重要的學術領袖,學術演講機會特別多,但他幾乎從不在這樣的場公開評議同行的學術成就,很少鼓勵,更不會批評,“不談學術是非”。他的論文也曲高和寡,很少引證同代學者的學術成果。這種孤傲的學風使他的傑出成果期得不到學界應有的重視與呼應,更遑論模仿與追隨。其故事學代表作《民間敘事的生命樹》 [5]發表之,很一段時間得不到任何回應,直到他的幾個學生在學界站穩跟,反覆推介之,才逐漸奠定了該成果在中國民俗學史上的經典地位。

另一位學術領袖烏丙安的風格則與劉魁立完全相反。他的子數量和成才率在民俗學界可謂僅次於鍾敬文,他特別擅誇獎和扶植輩學者,每次富於煽冻璃的演講,都十分注意照顧同人、獎掖候谨,常常令人熱血沸騰。可惜的是,烏丙安的理論資源主要繼承自鍾敬文,他沒有在理論和方法上做出革命的突破,也沒有建構新的研究綱領,所以,團結在烏丙安麾下的學術隊伍雖然龐大,但全是常規研究,並沒有區別於其他學者的研究正規化,因此也沒能建立一個獨的學術派系。

學術領域有一些獨行俠,以其精湛的學術作,可能會贏得眾多“絲”(fans),成為學術偶像。但是,偶像若無學派意識,再多的絲也只是一盤散沙,他們就像一群觀戲的影迷,只是遠遠欣賞、好,並不參與偶像的學術遊戲。劉宗迪是民俗學界公認絲最多的學者,可是劉宗迪並沒有一鹤愤絲效仿的研究正規化,他甚至在多次會議中公開聲稱論文有三不寫:“第一,別人寫過的他不寫;第二,別人雖沒寫過,但能寫得和他一樣好的,他不寫;第三,沒有智璃酣量和的,他不寫。” [6]這種高冷學風無異於在學派建設上“自絕於絲”。

大凡學派領袖都很注重扶持、獎掖自己的學術追隨者。一方面適當地提出些研究方向的建議,組織專題、派發任務,一方面積極地為他們聯絡出版或發表,推介其成果、褒揚其成績,甚至關心其生活。學派領袖總是會努地利用自己的學術影響,為追隨者們創造儘可能好的學術條件。

與此相應,普通學者擁護一些與自己研究正規化相近的學術權威,抬高其價,本質上也是對自己觀點和正規化的肯定。普通學者對權威學者的引述,以及與權威學者之間的良,有利於加大普通學者的話語量,以在資源分中獲得更加有利的位置。

[1]盛宗範、黃偉:《簡論學派》,《江淮論壇》1986年第1期。

[2]宋琳:《科學社會學》,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第138頁。

[3]張發、王:《諾貝爾獎獲得者傳略》,吉林育出版社,2012年,第76頁。

[4]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中國文化》1995年第2期。

[5]劉魁立:《民間敘事的生命樹—浙江當代“耕田”故事情節型別的形結構分析》,《民族藝術》2001年第1期。

[6]施東:《作為實驗的田研究—中國現代民俗學的“科玄論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260頁。

六、自覺的共同意識:共同理念的生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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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愛東 型別:言情小說 完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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